一個真實故事:窮人家孩子的出路在哪兒?

  文/劉娜

  1

  我生于上世紀80年代初,祖上世代為農。

  我的父親一度津津樂道的是,解放后農村階級劃成分時,我們家被劃為貧下中農:一貧如洗的清白人家,免遭批斗的光榮階層。

  但這份榮光,并沒有持續太久。

  伴隨我們兄妹三人的出生,結結實實的窮和實實在在的難,壓得父親喘不過氣來。

  這時,他才知道:窮不是件體面的事兒,而是件要命的事兒。

  為了擺脫這種窮和難,他把希望寄托在我們兄妹三人身上。

  這個迫切的愿望,或許能從每個期末,他在我們仨成績單“家長寄語”一欄上,不厭其煩地重復寫下那句名言中窺見一斑:萬般皆下品,唯有讀書高。

  但很快,他就發現,不是每個孩子都能讀懂這句話的深意。

  2

  我哥生于上世紀70年代末,比我大4歲。

  我媽懷他時,感染病毒,無錢醫治,他生下來,就患有嚴重的眼疾,一只眼幾近失明。

  因家庭貧困,求醫無門,直到娶親成家,他那只眼也沒有做成手術。

  但,這并不妨礙他是個聰明的人。

  他記性非常好,成績也優異,小學一年級至五年級,一直是我望塵莫及的對象。

  以至于教過他也教過我的鄉村老教師,每批改我的卷子時,都嘆口氣說:“你的成績要是像你哥,就好了。”

  聰明反被聰明誤。

  自到鄉里讀初中,我哥的成績就一落千丈。

  可能是怕人笑話他有眼疾,也可能是想證明自己很厲害,他和一幫男生混到一起,打群架,玩游戲,做壞事,被老師列入壞孩子的黑名單。

  父親騎著二八自行車把他從學校帶回來,關在西廂牛屋里含淚用皮帶狠狠抽下去。

  不思悔改的我哥,硬是不哭不喊不求饒,從此和校園一別兩寬,各生歡喜。

  15歲時,我哥就隨村里的打工隊,去北京建筑隊蓋房子。

  干了一年,過年回來時,發工資的老板走到他跟前,忽然宣布:沒錢了。

  我哥從北京一路哭到家,發誓這輩子再也不去帝都。如今他40多歲了,依舊遵守著這個諾言。

  17歲時,我哥去了廣州。

  此后20多年間,一年365天,他有350天在廣州打工,有10多天回老家過年。

  哪怕結婚娶親,哪怕兒女出生,也不例外。

  他干的活兒,就是往大小不一、檔次各異的包裝箱盒上印宋體字。

  盡管,他輾轉多個廠,下過不少力,受過不少氣,甚至因工傷險些殘廢,到頭來并沒有掙到什么錢。

  最大收獲的,是他在老鄉聚餐時認識了相貌端莊、勤儉持家的我嫂子,然后生下健康可愛、留守在家的一雙兒女。

  39歲那年,打工漂泊22年的我哥,忽然宣布:不愿再受資本家的剝削,要自己當家作主做老板。

  他和我嫂子來到鄭州,租了一家小的不能再小的門店,投身戶外廣告制作的大軍。

  創業比打工更難,哪怕是一家小店。

  多少個夜晚,我辦事回來,或無聊刷屏時,都能從他朋友圈動態里看見這么一句無奈的說說:“深夜11點,還沒吃晚餐。”

  每當這時,我就想問問他,當初寧愿被我爸關在牛屋挨打也不愿回學校讀書的那個決定,到底對不對。

  人生沒有后悔藥。所以,今天我哥很拼。

  為如約把貨送到,他曾在電梯停運的深夜,扛著幾十公斤的展布爬到20樓;為拉攏一個客戶,他曾賠本不賺錢幫人忙活好幾天。

  甚至為了打點關系,他把我送給他的上等茶葉,轉手送給了中間人。。。。。。

  像當年一樣倔強的他,一直在堅持著賺更多錢,過更好的年。

  3

  這樣的,還有我妹。

  我妹比我小4歲,長得比我好看,思維比我敏捷,口才比我順溜。

  在她還是扎著羊角辮的小女孩時,我爸曾當眾宣布:我家二閨女,將來是要當大律師的!

  希望有多大,失望就有多痛。

  我妹初中畢業,沒有考上高中。當時,我在讀大學,我哥即將成家。

  父母希望她能去讀職高。

  結果,舍身取義的她,像劉胡蘭一樣一拍胸口,大義凜然地說:“我不讀書了,我要去掙錢!”

  無私的人,注定是要吃大虧的,因為她為別人弄丟了自己。

  我妹也去了南方,先后成為鞋廠、制衣廠、電子廠里的一臺機器。

  就像很多過早輟學的女孩一樣,她最美好的青春年華,都是在閉塞壓抑的車間度過。

  在廣州很多年,她甚至沒有去過越秀公園,吃頓牛排披薩。

  她能結識的人,除了打工的老家人,就是打工的外鄉人。

  到了成家的年齡,她回到了老家,嫁給同在外打工的妹夫。

  知識的匱乏和眼界的局限,讓她意識到自己正在重復母親們的老路:

  愚昧一生,操勞一生,委屈一生。

  “再也不能這樣活,再也不能這樣過。”

  發出這樣的吶喊后,沒有機會成為律師的我妹,決定和堅硬的人生再來一次辯論。

  她利用業余時間,考了營養師資格證和月嫂資格證,成為家政服務行業的一員。

  代價是,她要把自家娃丟在老家,跑到浙江沒日沒夜地給別人哄娃,她要用自己臉上的皺紋和渾身的酸痛,換取雇主的年輕和一身的輕松。

  然后,才能在月底,拿到或多或少的工資。

  她和開集裝箱車的妹夫,憑著這樣的犧牲,竟然也全款在老家縣城買了房。

  不久前,她在我面前許愿:等她娃上小學,她就辭工回家,專心陪讀。

  那一刻,我從她不再年輕不再好看的容顏里,看見了悔恨與覺醒:對自己的悔恨,對知識的覺醒。

  4

  和我哥我妹相比,我是我們家長得最丑、腦瓜最笨、最沒有什么可圈可點的那個孩子。

  讀小學時,因為數學總不及格,我曾被人嘲笑為“榆木疙瘩腦袋”。

  讀中學時,因為顏值太低,我眼睜睜看著暗戀的男生一個個和別的姑娘搞起了對象。

  但,我不想干農活,不想出去打工,不想像我哥那樣被人欺負,也不想像我爸媽那樣操勞終生。

  怎么辦?唯有死讀書,唯有讀死書。

  憑著這種“我笨我怕誰”的硬抗,和成為“父母最后希望”的悲壯,我硬是一步步叩開大學的大門,成為老家小村第一個本科生。

  大學四年中,我憑著“我窮我靠誰”的憤青,拼命練筆,愛上寫作,在各級媒體發表數萬字長短不一的文章。

  大學畢業后,我憑著這些拿不到臺面上的文章,來到報社上班,從此有機會接近形形色色的人,見識千奇百怪的事,看透人情冷暖的真,寫下來自我心的文。

  紙媒沒落時,我又憑著“我寫我怕啥”的執拗,在別人誠惶誠恐或心存僥幸之時,自學管理學、經濟學和心理學,考取二級心理咨詢師,運營一個公眾號,并因此結交更優秀的同行,走向更廣闊的世界。

  當我走進江蘇衛視的演播大廳,當我來到全國自媒同行分享會,滿面笑容地自我介紹:

  “我來自農村,我父母都是農民”時,我就知道,當年那個饑餓和貧困、自卑和擰巴的時代,已經一去不復返了。

  這個信念,在看到我口出妙語、自信滿滿的兒子時,更加堅定:

  那個長得酷似我的小男生,已經完全沒有我當年扭曲苦澀的影子,而在閱讀、學習、游玩、探索中,正成為一個陽光美好的少年。

  與此同時,靠下苦力在鄭州安穩下來的我哥,也在努力結束他家兩個孩子的留守命運:

  買房和孩子們同住,鼓勵孩子們好好讀書,勉勵他們無論如何都要學得一技之長,才能在社會上立足。

  而買了房的我妹,也決定干完手頭的活兒,回到縣城邊做小生意邊陪讀她的娃,用不一樣的起點和平臺、努力和耐心,讓孩子避免重復她的命運。

  5

  我那頭發花白的老父親,已多年沒有機會在我們的成績單上簽字。

  但每當家庭團圓時,他都揮舞著那雙鐵耙般的大手,語重心長地對兒孫們繼續重復著:“萬般皆下品,唯有讀書高啊。”

  這,就是我們家的故事。

  一個窮人之家的故事,一個底層之家的故事,一個最普通也最具代表性的中國家庭的故事。

  故事的最后,我還想把父親說的另外三句話,分享給你們聽:

  窮人家的孩子,一定要好好學習,哪怕有一絲機會,也不要放棄讀書,這是窮人唯一的捷徑。

  窮人家的孩子,一定要不怕吃苦,吃得苦中苦,才可能追趕上別人,這是窮人最后的尊嚴。

  窮人家的孩子,一定要不能太急,只要一代比一代強,這就是窮人最大的臉面。

  來源:閑時花開(ID:xsha369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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